主演：亚历山大·罗德里格斯

影片的真正主角不是人物，而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60年代开始一项号称“上帝之城”的住宅修建计划安置贫民，80年代初这一片地区成为了里约热内卢最危险的地带。
　　巴斯卡普带我们来到“上帝之城”，他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虽然从小就要辗转于匪徒间求生存，但胆小怕事的性格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却使他一直能平安度日。

60年代晚期——

　　11岁男孩巴斯卡普看到一名摄影师在抓拍，充满惊羡的他暗自决定了自己的理想。而和他同龄的男孩达汀荷却一心梦想着成为里约最危险的罪犯，他替当地的匪徒跑腿卖命，崇拜加比内里和他的帮派——这一伙匪徒犯下了多起大大小小的武装劫案。加比内里给了达汀荷第一次杀人的机会，光阴流转间，杀人对于达汀荷已如儿戏。
70年代——
　　巴斯卡普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奋斗，他战战兢兢地在黑帮与正派人之间踩钢丝。而杀人如麻的达汀荷已成为一名小头目，他的野心还在不断膨胀中。他发现贩卖毒品比抢劫更能牟取暴利，于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毒品交易，并迅速扩大。
80年代早期——
　　在多次失败的抢劫后，巴斯卡普终于弄到了一台摄影机，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摄影师。达汀荷亦梦想成真地当上了里约热内卢最令人胆寒和敬畏的毒品商——这一年两人年满18岁。达汀荷的话在“上帝之城”就是法律，他的儿时伙伴组成了他的顾问团，大批9至14岁的男孩结成了他的军队。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直到曼尼出现，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友被强奸，父兄被杀害，怒火中烧下决心杀达汀荷以复仇。他的宣言传开了，一群同样备受达汀荷凌辱的少年聚集到了一起。“上帝之城”里战争一触即发。

　　巴斯卡普只是上帝之城里的一个旁观者，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目睹了人类世界是如何因无休止的暴力被宣告有罪。

[关于本片]

　　60年代，大量怀抱幻想的贫民来到里约热内卢，在政府设置的贫民区落户。由于种族和阶级偏见，这里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政府完全采取不问不管的态度。这时的年轻人虽然游荡于社会的边缘，但还肯听命于严厉的家规。70、80年代，局面终于发生了逆转。这些底层少年开始聚集成团伙帮派，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和毒品军火交易，俨然形成了与社会对抗的体系，并控制了整个社区，成为了真正的“国中国”。匪徒的年龄也呈越来越低的趋势。今天，这仍然是巴西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影片根据保罗·林斯的小说《God's Town》改编，林斯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长大。1982年，他参与一项研究下层社会犯罪行为的人类学计划前往“上帝之城”采访，却发现自己更偏好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这地狱之景。在发表了一首诗歌后，朋友鼓励他写成小说。他花费八年时间进行深入采访和收集资料，广泛调查臭名昭著的房屋修建计划。小说出版后，在巴西引起了轰动，并被译成6种语言，被12国购买版权。法国、美国、意大利和英国也即将发行。

　　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曾活跃于实验电影界，转入电视业后给80年代的巴西荧屏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进入90年代后他的商业电影和广告也颇有名气。梅里尔斯认为阅读林斯的小说使他发现了这个国家的另一面：“我意识到我们，来自中产阶级，无法看到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那条分隔了两个国家的深渊：‘Brazil’和‘brazil’。从深渊的那边看，政府、法律、公民权、政治、教育、前途和未来都不过是抽象的概念，仅仅是轻烟。”由于没有切身体验，他请来曾在贫民区拍摄影片的电影人卡提亚·路德合作，从街道上和贫民戏剧团中找来200多名少年进行了8个月的训练。这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

　　影片的制片人是巴西著名导演沃特·塞勒斯(《中央车站》《太阳背面》)，他说：“巴西每年有40000多人死于暴力，是科索沃死亡总数的三倍还多。在市郊地区很多死亡惨案都是毒品团伙争斗，或毒贩与警察对峙的产物。《上帝之城》想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混乱之中的。”对于有人指责影片将巴西的贫民区展现得如同只有毒品贩子，塞勒斯表示：“其实大部分巴西人是这种现状的牺牲品。”

　　和原著小说一样，影片在巴西成为了社会热点。连国家领导人也观看了这部被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巴西底层社会状况的影片。

　　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我为巴西的中产阶级制作这部电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更深入地认识国家的机会。我们遗弃了社会的这一部分，而现在我们遭到了报应。”
　　卡提亚·路德：“十年前没人谈论这个问题，没有对种族主义和暴力的起源作出研究，也没有对社会提出质询。现在人们开始探询了解。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警察无法终结暴力。”
　　沃特·塞勒斯：“不要期望怜悯与救赎。在上帝之城里没有此类东西。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被巴西的统治阶层遗忘了太久；国家从未提供过适当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事实上，国家唯一充分提供的就是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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