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1992年阿姆斯特丹奇幻电影节银奖
宫崎俊说,“……一个异能少年站立在东京废墟之上,人人都会说这是大友克洋”,或许正因大友克洋(Katsuhiro Otomo)个人的毁灭感过于强烈,手冢治虫的遗作《大都会》也要请来大友来重新担任编剧。没有办法,东京废墟上的少年,无论人或机器,都要由大友克洋来掌控发展。
大概是纸上画图终究比组织上万群众演员容易,或者要比说服制片人拿出几千万特效费用实效,在我个人有限记忆中,东京乃至整个日本已经被大友克洋一个人前后灭掉了三次,而这数字已经成为号称狂虐的日本导演团难以企及的神圣高度。
你叫詹姆斯·卡迈隆怎能不崇拜大友呢,一个Titanic最多也就消灭掉上千条人命,而大友克洋轻描淡抹画一部《Akira》东京就能被灭掉两次,尤其邪恶的是,大友居然凭借他多次毁灭东京的经验获得多次大赏。
在《Akira》开篇的1988年7月16日,Akira将东京整个化为瓦砾,随着故事发展,31年后的2019年,一个名叫testu的暴走小子因为和复活的Akira能量大战一场,顺道又把东京“核爆”了一次,如果再加上《最臭武器》中全日本的沦陷,大友克洋的极端主义可见一斑,生命在于他只是一项戏剧冲突的调味品,他会主动使用极端手段来反映现实讽刺主题。
我个人一向并不看好单纯、无序的暴力,他们往往来自无名,然后回归空落,导演带给观众的除了生理不适之外就剩哗众取宠的骂名,然而类似的鄙薄绝不适用于大友克洋,因为前者对于暴力的使用更证实了大友对于弱者的判定——弱者对于暴力的滥用程度只能从反面证明了自己精神上的严重不举,就象是西门庆才会偏爱药具。
在大友克洋心目中,受迫害者毋宁被说成是心志软弱者,他们一旦掌握了极端力量即是噩梦的开端,他从不相信弱小者的快速成长能够自动导向正确方向,因为那些人往往从未尝试过抒发欲望。当被政府当作试验用品的少年Tetsu飞入宇宙炸毁宇宙飞船,并且进而毁灭整座城市,观众不能不对大友的胆大妄为表示崇敬,滥用的暴力反过来必将作用于施者自身,大友克洋从来都是用暴力来控诉暴力本身。
大友的人物线条和背景描述往往现实、具体,一如他描绘飞车镜头时,车后拖长的流彩光晕,而如此的真实画面愈发彰显出的正是他讽刺题材的尖刻、犀利。
大友克洋也从不相信腐败政体和所谓“人民的正义”,《Akira》中最最讽刺的一幕就是看似“勇士”的反叛者阿宇被支持他的政客枪击,阿宇绝望中支撑起破碎的身体走向光明的街道然后颓然倒下,不能瞑目的眼前是一列列游行而去的人群。
与被利用者相比,所谓“人民”则是盲目的代名词,他们跟随在Tetsu身后为城市中最恐怖的力量摇旗呐喊,仅仅为了让前者能够代替他们对抗政府,而当恐怖的力量终于降临,蝼蚁般的人群一个个死于非命。
如此茫然的现实中,未来又在哪里?大友借月子之口说出,未来其实并不只有一条出路,异能者只是要学会如何正确运用能力。大友也试图在《Akira》中给未来留下尾巴,虽然那个后续仍然苍白无力。
大友身处在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中,并不能对现实提出更多有益建议。他痛恨集权高压和愚民政策,但是他又同时逃脱不出日式传统对于铁腕统治的迷恋,这使得这位漫画界少有的思想家在借用《大炮之城》控诉法西斯式的穷兵黔武乃至影射“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又会在《Akira》中选择忠勇的上校充当人民的保护者。
大友克洋就像是后弈空射而出的神箭,孤独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并且妄想击中目标。他的价值并不能用来架构某种思想体系,而只是利用摧毁世界的暴力来尽情讽刺。